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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玉钺和中国古代皇权的象征的来源
[发布时间:2014-08-19]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    孙志新

    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以其玉器著称于世。良渚玉器里最具代表性的是玉璧和玉琮。在此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璧和琮一直是重要的礼器。其实,良渚文化的玉钺也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类型,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并不亚于璧和琮,而且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根据考古发掘的实例观察,钺应当是源于用于砍伐的普通石质工具或武器----石斧。这类石器最早见于华东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和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石斧器身较厚,形体略长,刃部常常有缺口,说明是实用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在公元四千纪的崧泽文化晚期,石斧逐渐演化成为无孔和有孔的两大类。这两类石斧除了有孔和无孔的区别以外,形制大致相似,只是前者体形较厚重,后者略为宽扁,刃部更加锋利。其根本的区别在于装柄的方式不同。无孔石斧的柄的前端分叉,石斧夹在两叉中间,再用绳索捆绑固定(图1)。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把带木柄的石斧清楚地展示了无孔石斧的这种装柄方式,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一件陶罐上的彩绘也有相似的装柄方式[1]。有孔石斧的装柄方法则是在柄的一侧开槽,并不打通。斧身嵌入槽中,再用绳索穿过斧孔和柄上的孔扎牢。与前一种方法相较,这种装柄的方法更为牢固(图2),江苏海安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钺模型为此提供了实物的证据[2] 。作为工具,装柄的牢固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作为武器,装柄的牢固与否却可能是生死攸关,在战场上如果斧柄脱落,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有孔石斧与无孔石斧在功用上逐渐分离,成为专用的武器。

无孔石斧的装柄方式

有孔石斧的装柄方式

    玉质的有孔斧出现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的玉斧器型宽大扁平,制作规整,磨制精美,锋刃薄而锐利(图3) [3]。斧柄的制作工艺也很精美。柄的两端通常都有玉石或是象牙制成的端饰。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大墓出土一件象牙斧柄,通体雕刻繁缛细致的兽面纹,堪称良渚玉斧艺术之最[4]。良渚文化的玉斧仅在大墓出土,一般一墓仅有一件。出土位置常在墓主的左手边,斧刃向外。这一类大墓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多是精美的玉器,例如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的大墓等[5]。傅宪国先生在“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一文中细致深入地分析斧类的石器,并结合历史文献讨论其用途。他认为这类有孔的石斧应定名为“钺”,不再是生产工具。钺不仅是武器,而是代表军事权力的礼器[6]

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钺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青铜钺逐渐取代了玉钺,明确地成为军事权力的象征物,其应用的地域也从东部沿海和长江下游扩大到了整个中原和华西地区。钺在上古时代不仅是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而且曾是长期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上古文献中斧钺作为统兵治军的权杖的例证比比皆是。《诗,商颂,长发》中有“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记述商王成汤执钺统帅军队征伐夏桀[7];《尚书,牧誓》的疏传中载有“(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描述周武王亲秉斧钺督战[8]。西周时代的虢季子白盘铭文中亦有“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9],说明钺和弓矢一样,都是天子赐予诸侯以专征伐的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

    考古发现的青铜钺中年代较早的出自商代前期的遗址。湖北盘龙城遗址出土两件,其中一件通高41.4厘米,宽26.7厘米,长方形内,平肩,两肩下各有一狭长的穿(图4)[10]。钺两面的纹饰相同,均为阴刻的兽面纹,分布在钺面的上方和两侧。钺身正中有直径大约12厘米的大圆孔。另一件通高21.2厘米,刃部宽约16厘米,方内,平肩,两肩下也是各有一穿,钺身正中亦有一大圆孔,但是整个钺的造型更为夸张,弧形的刃部几乎成半圆形,两角上翘[11]。这一时期的铜钺的形制明显脱胎于玉钺,虽然其装柄的方法已经不再通过中央的孔捆绑,是利用肩部的两个长方形穿进行绑扎固定,但是中央的圆孔作为前代的玉钺的特征仍然保留下来。

湖北盘龙城商代前期遗址出土的青铜钺 

    商代后期的青铜钺仍然保留了方内,平肩的造型,但是钺身更加宽扁,几乎成正方形。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出土的两件造型最为威猛[12]。这两面钺通高都在32厘米上下,刃宽约35厘米,方内,平肩,钺面正中是镂空的人面纹,宽鼻大口,环眼圆睁,口中露出两排板牙,面容森严可畏(图5)。目前所见的最大的铜钺出自河南安阳妇好墓,一件通高39.5厘米,刃部宽37.3厘米(图6[13]。钺身两面的装饰相同,靠近上方正中是正面的浮雕人首,两侧各有一只浮雕的虎,虎口大张,正对人首,成吞噬状。钺身中部的一面有“妇好”两字铭文。另一件外形大致相同,通高39.3厘米,刃宽38.5厘米[14]。钺身两面均铸有浮雕的环眼张口的兽面,钺的一面亦铸有“妇好”两字铭文。这两件青铜钺硕大、厚重的体量明显超出一般兵器的规格,其两虎食人的装饰和“妇好”的铭文也显示出其功用不同寻常。殷墟甲骨文献有关妇好的记述甚夥,指明其是武丁的配偶,曾多次领兵出征,这两件大型铜钺应当是妇好统帅军权的信物。

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钺

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

    考古报导中两周遗址出土的钺为数不多。目前所知有北京昌平白浮村西周墓出土的一件,造型与商代铜钺较接近,但是内的两侧各有一凸起,体量也较小,高仅有12.4 厘米[15]。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一件称作钺的兵器整体作半环形,一端有虎头形的銎,另一端有短胡和穿孔,造型与其他商周的钺相去甚远,其定名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16]。真正有代表性的是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铜钺,其规模与造型都和商代早期的钺接近,通高29.4厘米,宽25.5厘米,方内,平肩,钺身中央有一较大的圆孔,和盘龙城的铜钺的大孔一脉相承,显示出形式上的延续[17](图7)。更重要的是圆孔下面两行十六字的铭文:天子建邦,中山侯祥,作兹军钺,以警厥众,清楚地说明钺在东周晚期仍然是统帅军队的权杖。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青铜钺

    考古发现的汉代文物中青铜钺的标本也有不少。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甘肃武威擂台出土的铜车马仪仗行列,其中不仅有手执大型铜钺的骑士,而且还有表示军事统帅权的斧车(图8),车上正中竖立一面大斧,两侧有专人驾车,尽显封疆大吏统兵在外,节制一方的威仪[18]。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中斧车的描绘更是屡见不鲜。山东苍山兰陵东汉墓出土的豫让刺赵襄子画像石刻,画面中赵襄子出行的车马行列前导的也是一辆斧车,车正中是竖立的大斧,两旁是驾车的驭手,与擂台的斧车如出一辙(图9)[19]。四川成都新都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刻一驾三人的斧车,驭手挽缰绳坐前端,身后有两个军士,其一双手紧握竖立的大斧,斧柄的缨穗随风飘扬,车前有二伍伯,手持棨戟开路(图10)[20]。成书于两汉之际的《淮南子,兵略》载有君主授军权于将军的仪式,君主“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持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21]

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出土的青铜斧车

山东苍山兰陵东汉墓出土的豫让刺赵襄子画像石刻中车马行列和斧车

四川成都新都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斧车

    田野考古中尚未发现汉代以后的钺,不过,魏晋南北朝时的文献中有关“假黄钺”,即皇帝把军事指挥权暂时授给大臣以俾其代表皇帝统兵征讨的记载比比皆是。例如《三国志,魏书》卷九“曹休传”中有“帝征孙权,以休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22]。又比如《晋书》卷七《帝纪第七,成帝》有“咸和元年。。。石勒将石聪攻寿阳,不克,遂侵逡遒、阜陵,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征讨诸军事以御之”[23]同时代的《世说新语》和《洛阳伽蓝记》中亦多次提到“假黄钺”的记载[24]。由此看来,钺作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牢固地确立在礼仪制度之中。唐宋的文献中黄钺和假黄钺亦屡有提及,例如《唐书,仪卫志》中即载有皇帝出行时的卤簿大驾里包括斧钺之形的仪锽,代表皇帝的威仪,印证了林沄先生在“说‘王’”一文中的论述,钺从军事指挥权的象征物发展为皇权的象征物。

    作为皇权的象征,钺不仅是皇帝出行的仪仗中的必备之器,而且是皇帝在隆重场合穿着的衮服上的十二章之一。十二章指的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纹饰,其中黼是黑白两色绘制的斧形的纹样。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孝明帝诏有司博采前代史籍中的描述,制定了周密详细的祭祀服饰制度,确定十二章为衮服上的纹饰,以备天子、三公在祭祀天地明堂时服用[25]。这种服式自此成为定制,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的舆服志中皆有相关的记述。目前考古发掘和存世的收藏中尚未发现早期的实物。不过,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却不乏明清两代帝王的袍服或是画像。例如台北故宫收藏的明代弘治皇帝的画像(图11)和北京故宫收藏的乾隆皇帝的龙袍和画像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二章中的黼,也即是钺的纹饰(图12)[26]

明代弘治皇帝的衮服上的十二章之一的黼(斧)纹

清代乾隆皇帝的龙袍上的十二章之一的黼(斧)纹

    由于年代久远,后人对于衮服上钺的意义和来源已经是不甚了了,对这一纹样的解释更是语焉不详。譬如宋代的《三礼图》中说十二章中的斧(钺)取“金斧断割之义”,象征干练决断,与钺的本意相去甚远[27]。所幸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全新的视角,使我们得以溯本寻源,了解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如何从石器从工具发展成为武器,礼器,从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演变成为皇权的象征,从而深刻理解上古时代的文化因子如何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演化繁衍。



[1]参看傅宪国,“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考古1985年第9期,821页,图1。大汶口文化的石斧的图像见于1978年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陶罐上,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插图参看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17页。

[2]参看傅宪国,“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考古1985年9期,821页,图1。

[3]玉钺,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图版227,169页。

[4]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第2期,“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第10期。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1-31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发掘报告”,文物,1988年第1期,32-51页。

[6]傅宪国,“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考古1985年第9期。

[7]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312页。原文参看,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8]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312页。原文参看,《十三经注疏》《尚书》卷4,“周书,牧誓”,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9]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46-47页。

[10]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45页。

[11]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67页。

[12]《中国青铜器全集》,卷4,图版182,183,174-145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105页,插图彩版13。

[14]同上。《中国青铜器全集》,卷3,图版188-189,189-190页。

[15]“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16]《中国青铜器全集》,卷6,图版194,189页。

[17]《中国青铜器全集》,卷9,图版163,166页,铭文见图版说明79页。

[18]《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9]《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102-103页。

[20]《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16页。

[21]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312页。原文参看,《淮南子》,“兵略训”,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卷15,第10册,268-269页。

[22]《三国志》,卷9,《魏书》九,“曹休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279页。

[23]《晋书》卷七,帝纪第七,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71页。

[24]例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冲觉寺”条,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4,163页。

[25]《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3663页;并参看本页附注《东观书》条。

[26]明代弘治皇帝像,参看 Circa 1492: 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 ed. Jay A. Levenson,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at. No. 283, p. 428;乾隆皇帝的袍服和画像,参看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ed. Evelyn S.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 2005, plates 5-6, pp. 72-73。

[27]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1,“毳冕”条,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06年,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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