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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埠、晋侯墓、庐山峁出土四件玉琮的再思
[发布时间:2014-08-19]

 

邓淑苹

(一)四件玉琮出版的回顾

  本文所讨论的四件玉琮见图版一至四,前二件出于浙江湖州杨家埠,第三件出土于西周晚期晋国墓地,第四件出于陕北延安庐山峁。除第三件外,均为当地居民上交之文物。

 

(一之1)杨家端口玉琮资料

 

  图一、二均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太湖南岸湖州杨家埠一带非正式发掘出土的玉器。[1]除这两件之外,还有一件玉圭曾借至故宫博物院展出,故较早出版;[2]笔者曾于1990年在北京故宫申请提件检视研究,认为应是黄河中下游的史前玉器,[3]在1998-1999年的几篇论文里将之纳入东夷系玉器中讨论。[4]

 

  图二这件玉琮后曾展出于浙江省博物馆,黄宣佩先生在2004年撰文分析之,认为该玉琮器壁较薄,器表面纹的排列顺序不同于典型良渚玉琮按照“神脸-兽面-神脸-兽面”的顺序装饰器表,一反常态地排列成:“兽面-神脸-神脸-兽面”的顺序,不合良渚文化的常制,认为这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异变。[5]笔者迟至2006年11月才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展场见到它,用相机拍下并深入研究,认为除了面纹排列顺序有异良渚常态外,更注意其眼睑的细部也非典型良渚。在2010年拙文中做过分析。[6]

 

  浙江省博物馆于新馆落成后出版一系列新书。《史前双璧》一书中公布了杨家埠出土的一件玉圭、三件玉琮。除图二玉琮外,笔者认为图一这件也非典型良渚玉琮。(详后)

 

(一之2)晋侯墓玉琮资料 

  山西曲沃、翼城一带的天马—曲村第八号晋侯墓墓主大腿根部出土一件玉琮,1994年简报中发表黑白图,(图三a)并在简报的附注中认为可能用作生殖器套。[7]蔡庆良先生、孙庆伟教授先后发表其一面的彩图(图三b),蔡文中还附有该面的拓片,从拓片可知,在玉琮大眼眼睑上以阴线刻方转的卷涡纹,(图三d)[8]蔡庆良先生认为:「玉琮为良渚时期,纹饰因年代久远抚摸之故而渐消失,局部纹饰补琢可能是在商末至西周时期。」孙庆伟教授则倾向于认为该件是「典型良渚玉琮」。[9]


  笔者也在2010年论文中对之做过讨论,因考虑在眼睑、鼻梁、短横棱上所刻阴线线条僵硬,间距也较宽,而怀疑此玉琮可能是良渚遗民迁徙至黄河流域数代之后的子孙凭着记忆雕琢的玉琮。流传千年后,在西周时虽无人了解所刻神祖面纹的意义,但西周贵族仍相信墓葬中多用玉器,可以协助墓主的灵魂进入不朽的灵界,因此将这件玉琮当作丧葬玉使用。[10]

(一之3)庐山峁玉琮资料 

  1965,1967年在陕西延安庐山峁的山坡上先后出土一些玉器,1984年以后才陆续报导,其中有两件玉琮,一件完整、一件断为四块。[11]1998年4月笔者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内检视实物,[12]并将有关那件完整的玉琮、以及同时征集的玉人头及七孔大刀的心得撰文发表。[13]1998年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东亚玉器》书中,即公布了庐山峁多件玉器的清晰彩图。[14]

 

  笔者观察实物后认为:已断为四块的那件是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但器表的纹饰已磨蚀不清,显然曾经长时间的配戴把玩;但是另一件完整的玉琮,却让我深感困惑。我当时的观察是:
 

  它是青绿色玉, 局部有灰黑色块斑。四个边壁较平直, 转角的轮廓较硬朗而明显, 射口也较高, 由这些现象来看, 这应是龙山时期陕甘一带的玉琮。但是在它的器表, 以四个转角为中心, 向两边各形成长方形的装饰框带,每一个大装饰框带里, 又分上下两个较窄的框带, 全器上共有四个大框带,也就是八个窄框带。最值得重视的是, 每个窄框带上, 用细细的凸弦纹琢出特殊的大眼面纹。大眼的轮廓呈内方外尖且外端略弯垂状, 中央的圆圈小而不太圆,是用砣具慢慢琢出而不是用管钻钻成的。两个大眼之间两凸弦纹琢出折角,应是象征鼻梁,下方还有以凸弦纹勾勒出的长方形,或是表现嘴巴吧! 全器共有八个窄装饰框,也就共有八个面纹,且两两成组,形成四组。但有趣的是,每一组(上下两个面纹) 的方向,正与其左右相邻的它组相反。换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将这件玉琮用手拿着转一圈, 看到它上面雕的面纹是交替地上下颠倒出现。

 


  所以在1999年拙文中,我发表图四c说明该玉琮上各面纹饰排列的彼此关系。在该文中我已强调良渚文化玉琮的大眼面纹的眼睑并非完全一致。在太湖以南及东南这一广大地区出土的玉琮,大眼的眼睑多作“卵形”,因数量较多,可说“卵形眼睑”是典型良渚风格;(图五)但是在太湖以东的福泉山遗址、以北的寺墩遗址,到了良渚晚期时,大眼眼睑有时雕做带尖的桃形。(图六、七)这种桃形眼睑从太湖地区经苏北的花厅遗址(图八),[15]流行至海岱地区。山东临朐西朱封出土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冠饰,镂空的面纹眼睑也略带桃形,但已有内方外尖的特征出现。(图九)经过这样的比对,笔者在1999年拙文中认为:

  (庐山峁琮)是结合了良渚、中原龙山、齐家、山东龙山等不同的地域性文化的综合作品。-----它的玉质、造型属中原龙山或齐家文化, 花纹结构像良渚文化, 但又不完全一样; 细弦纹的雕琢技法, 又像山东龙山文化, ----它究竟是在何时? 何地? 由何人雕琢?又是为何留在陕北延安芦山峁?这一谜题, 就有待我们继续追踪研究了。[16]

  这个谜题深埋我心多年后,笔者又于2010年拙文中作了一点推论,笔者认为庐山峁出土那件断为四块的玉琮,是良渚文化遗民在亡国后戴着向西北迁徙,代代相传所以纹饰磨蚀严重。至于这件完整的玉琮,笔者就认为可能是:

 

(良渚遗民的)后代在生活上已融入当地,但还传承着先祖的信仰,崇奉自己的神祖,因此在黄河中游流行的光素玉琮上,凭着记忆雕琢良渚式的神祖面纹。[17]



[1]或有传说这些玉器是早年慎微之先生采集。黄宣佩纪录图二玉琮是上世纪60年代农民上交的。见氏着:《良渚文化晚期玉器的异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2]周南泉、《故宫博物院藏的几件新石器时代饰纹玉器》《文物》1984,10。《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与文物》1985,5。
[3]拙作,《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关的礼器》,《故宫学术季刊》第八卷第一期,1990。
[4]拙作,〈雕有神祖面纹与相关纹饰的有刃玉器〉,山东大学考古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此文完成于1997年夏,该年秋及1998年春,笔者分别前往太原、西安检视山西黎城出土玉戚及陕西延安庐山峁出土玉琮,乃增补前文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为:〈再论神祖面纹玉器〉,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 唯该书删除拙文中许多重要图片与重要论证部份,为求清楚交代此一复杂问题,乃重新完整出版为:〈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故宫学术季刊》第16卷第3,4期,国立故宫博物院,1999年。
[5]黄宣佩2004,同注1。许多学者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两种面纹称为「神人」和「神兽」,黄宣佩称之为「神脸」和「兽面」;笔者则称之为「小眼面纹」和「大眼面纹」。
[6]拙作,〈良渚晚末期玉器的变化及纹饰的流传〉,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7]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1。
[8]蔡庆良,《纹饰为纲、百目自张-古器物学浅谈(五)》,《历史文物月刊》,2006,2,总号151期。
[9]孙庆伟,《西周玉器发现与研究综述》,《天地之灵—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与西周玉器精品展》,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5。
[10]同注6。
[11]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文物》1984,2;《延安市庐山峁出土玉器有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95,1。
[12]蒙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副局长协助安排,延安市文物局派专人前来开柜。特此申谢。
[13]拙文,《晋、陕所见东夷系玉器的启示》《考古与文物》1999,5。
[14]该套书是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15]见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彩版十四-1玉琮(M50:9)。
[16]同注13,页24,25。
[17]同注6,页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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